錢寶琮（1892~1974），字琢如，浙江嘉興人，數(shù)學史家、天文史家，曾任教浙江大學。

    因篤好科學，研究鐵路出身的錢寶琮一得空閑，就一頭扎在數(shù)學古籍中。他翻譯《九章算術》，考據宋元數(shù)學，探究節(jié)氣變化，津津有味。為確定二十八星宿的起源問題，他與摯友竺可楨常爭得面紅耳赤，拂袖而去。他雖痛惜中國古代數(shù)學的輝煌難以為繼，卻堅決尊重學界規(guī)則，反對將“勾股定理”的發(fā)現(xiàn)權歸中國古人。

    人們于是記住了“求真”的學者錢寶琮。

    他愛寫詩，每有得意或傷心之事，立即賦詩記錄。學生早逝，他心中悲痛，付諸詩歌。春光燦爛時，他一時感觸，也要吟頌一番。不僅如此，他還發(fā)起詩社，與教授們一起切磋詩文，集會唱和，偶爾有佳作，總是得意不已。

    人們于是也記下了“求美”的詩人錢寶琮。

    他曾撰文言志，闡述自己心中的“真與美”：人類有“求真、求美”之天性，則有科學、藝術。中國士人知真、美之可貴，當以為真和美不宜分離。

    后人回憶，真和美，往往同時在他身上出現(xiàn)。他研究枯燥無味的數(shù)學，卻往往用幽默生動的語言，深入淺出，風趣十足，令聽者難忘。他考據繁瑣專業(yè)的古代典籍，寫出的文章，卻暢曉明白，詞句漂亮，直到今天，仍有人感嘆，除了他的著作，中國數(shù)學史的通俗讀物，竟一本也不好找。

    據說，從西方留學歸來以后，錢寶琮立即改穿中山裝，對西裝敬而遠之。他一方面寫文章大力推介西方科學的精神和方法，同時也經常在課堂上，宣講本國歷史和文明，介紹中國古代數(shù)學的成就。

    他介紹西方學者觀點，認為當時學校的課程，科學訓練與人文陶冶未能會通，“有志學理者忽視文藝，有志學文者忽視科學”，造成二者“分道揚鑣”，后果惡劣。

    學生回憶，他的講課既有深厚的工程知識底蘊，又總是“選詞用句引經據典”，說起數(shù)學史上的佳話，如數(shù)家珍，展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蘊。

    論者認為，既接受傳統(tǒng)的現(xiàn)代西方教育，又繼承了很深的國學學術和中國文學功底，使錢寶琮的研究，既有現(xiàn)代科學的光芒，又有中國古人為學的典雅、厚重之氣。

    錢的弟子陳省身去世時，有人曾撰文回憶陳和他的師長，認為他們“豈只是科學家，簡直也是哲學家”。

    憑借這種造詣，他在本職工作和教學任務繁重的同時，以業(yè)余身份，僅憑一兩人之功，就拯救和系統(tǒng)闡釋了中國古代數(shù)學的主要問題。中科院院士吳文俊曾評價，李儼和錢寶琮“在廢墟上挖掘殘卷，并將傳統(tǒng)內容詳作評介，使有志者有書可讀有跡可循”，使傳統(tǒng)數(shù)學“在西算所狂風巨浪沖擊下不致從此沉淪無蹤”。

    同事回憶這名清瘦學者，平時平易近人，有說有笑，與人談古論今，妙趣橫生，對人總懷有濃郁的親切感。然而一旦與學業(yè)有關，他立刻換了個人，學生寫來科學作業(yè)，若有文句不順，哪怕寫一個錯字，也要受到他的嚴厲批評。

    傳記作者錢永紅認為，他的耿直，來自他獨立的思考，以及背后的科學精神。有段時間，教育界流行“全盤蘇化”，一律采用蘇聯(lián)教材。只有他在一片叫好聲中提出質疑，反對這種“把蘇聯(lián)教材捧上了天，似乎好得無以復加；而把歐美教材踩下了地，似乎一無是處”的不科學態(tài)度。

    他把“求真”的態(tài)度保持了下來，認為“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頂峰的話不對”、“文章中那么多黑體字，稿費應當給馬克思和毛主席”。當因為這些話受到批斗時，他又總是誠懇地表示“歡迎批評，歡迎討論”，并且寫信給批斗者，一條一條列舉道理，分析邏輯。

    然而這樣做的后果，卻是求真不得，連“美”也蕩然無存。他被“砸爛狗頭”，“坐噴氣式飛機”。時年74歲的長者，不得不當眾受辱，踉蹌著低頭。